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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婚礼,两个葬礼 | 三明治

珍妮 三明治 2018-10-31


文 | 珍妮

编辑 | 龚晗倩


01


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夏天,离上海一万两千公里。


两个月没下雨。早上七点,阳光都融化了,一群人穿着荧光绿的跑步衣服,从楼下浮过去。


咖啡在窗台上隔搁了一会儿,还有点烫。


再试一口,液体划了个斜坡,沉淀露出来,杯底一片崇山峻岭。


包已经收拾好,还可以发会儿呆。听到卢卡进了卫生间,我得再帮他温一壶咖啡。


咖啡机噗噗作响,手机上跳起小桃的微信语音请求。小桃是我唯一的表妹。


近几年,我和小桃只在春节全家聚餐才见面。她不太和我一起坐,而是靠在父母一侧,面前放满高高的一杯椰子汁;刘海,鬓发,黑框眼镜,深深低向垒起的餐盘,不断举起手机看活络着的微信朋友圈。


十岁以前,我和小桃暑假在外婆家,晚饭为争两片卤牛肉争得鼻青脸肿;半夜里,又挤上同一张单人折叠床,互相挠痒痒,聊天睡不着,扭开台灯,面对面盘腿做布娃娃。


外婆说,你们是彼此的唯一,要姐妹情深。


现在,外婆不可能知道我马上结婚。那么,她还是没拖太久。


“外婆没了。”信号不好。电话接通后,小桃的声音先出来。


“什么时候?”心里一扇门“砰”地关住,疼得眼泪直冒。


图像出来。小桃像是手抖,握不住电话,虚白的脸晃了又晃。她的眼睛看着前方,不看我,像小学生第一次上台演讲,胆颤地忍着,朝前方莫须有的一片空白吐出一串字。“今天下午三点四十。本来要出院。还说回家吃小笼包。衣服穿好,刚摸到走廊里坐下,她往地下一滑,扶到床上,心电图没了。”


小桃泪汪汪的,眼睛泡得老大,手里团着一球纸巾,在眼皮周围卷来卷去。


“那现在怎么说?”咖啡机“嘀嘀嘀”好久,我去关掉,厨房找不出一张纸巾,下巴奇痒,我用手背蹭一蹭。


“八月三十一日追悼会。”后面该问“你什么时候到”了吧。


还是那团纸巾,往嘴角按了一下,把后半句抹了,沉默里淌下一串奇痒的泪。


“我还在温哥华。最近,回不来。”


近十年,我离职,改行,结婚,离婚。从城镇到上海,再到海外。我远远地离开外婆。她也终于习惯不问。


以后也问不到了。


02


“站到老地方。”我慢慢挪到窗边的角落。他摇摇晃晃跟过来钳住我两个手腕,脱下鞋底,抽腿、屁股,肉多的地方。青紫的瘢痕到处都是。第二天,邻居看到开玩笑,“你爸又给你纹身了。像个黑社会。”


“以前你为什么老打我?不然我也不会住到外婆家。”


二零零七年小年夜,我和爸爸约了给外婆送年货。离开外婆家四年,离开父母家十二年,我们终于像朋友,可以聊我们之间的事,又好像在聊别人的事。


“我打你,不希望你原谅。你对外婆好就行。她对我们家有恩。”爸爸不正面回答,像心里还有气。他骑了一辈子自行车。过水塘的时候,喜欢放慢速度,让车轮神气地颠过,后座两箱牛奶“咯噔咯噔”。我走一边,跟着看。然而,他的腿力渐弱,前轮开始没耐心地左右摇晃,像十年前,每次他打我之前的那种急躁。


那时候,当我说起外婆外公是医生,比爸爸妈妈条件好;不想在冬天洗衣服,手太冷;喝光一小瓶椰子汁,没有给妈妈尝一口;任何事情似乎都惹他生气。


“结婚时候,光想着残疾人,同病相怜,好照应。可没想到是这样的工人家庭。”外婆说她一直不了解爸爸的身世,我长到十多岁,也才第一次听他亲口提起。


“我五个月,一条腿粗,一条腿细,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医生告诉我生父生母,是小儿麻痹症。医院里,隔壁床上有个人,年轻时候性病,生不出孩子,他们就把我给掉了。这件事,我死都不原谅。”说到“死都不原谅”,爸爸的脸上有种孩子渴望复仇的神情。


“你爸当然有气。我们对你、对你妈多好。”外婆说。


一九五八年,我妈妈出生,在婴儿房感染病毒。妈妈两岁时,外婆带她跑遍半个中国,花光家里大部分钱,得到确诊,终生失明。妈妈长到十岁,全家下乡到贵州,顺便把妈妈送进遵义盲聋哑学校。妈妈学布莱叶盲文,外婆也学,手把手教她。妈妈不想上学,被外婆打手心。“眼睛看不见就完了?也得学习,找活路。”


一九七六年,外婆带全家搬到江苏,帮妈妈找到一个学习医学推拿的老师。幸好学会盲文,妈妈能摸盲文医学书。一九八三年,妈妈在公社医院开始带薪实习,外婆再帮她介绍对象。


“一步一步,过日子要有计划。你妈和你,没人管,你们就完了。”


外婆每次说到“完了”,声音高上去,有点抖,像害怕厨房的碗柜突然倒下,所有的碗凭空摔碎,一地巨响。无论如何,她永远不允许任何人碰那口碗柜。


外婆外公住在医院的宿舍楼。当时分配下来最好的一套。第三层,不冷不热,有空调;客厅的灯永远亮着,不用担心电费;冰箱里牛肉随便吃,手上有冰可乐;每天看新闻联播,谈高级职称,国家一直在涨工资。


“还是我这儿待遇好,对不对?跟你爸在一起,天天挨打,哪可能有活路?”一九九五年起,外婆把我接到家里住了八年。


03


“脸鼓了,外婆养得好。”有时候,妈妈和爸爸一起来看我,拎了小方奶油蛋糕递到我手上,摸我的脸。


“过年回家呆两天吧。别跟你爸多话。”家里没电话,每次回家前,外婆给爸爸妈妈的邻居打一个电话,让邻居传话,安排给我做哪些菜。邻居见到我,笑嘻嘻的,“哎呦,候鸟回来了。”


二零零七年,师范大学毕业,我不想当老师,进了广告公司做初级文案,外婆生气住院。“广告有什么好做?可别给骗了,傻呆呆的样儿。”


过了三年,外婆得白内障,慢慢看不见,提出见见我当时的男友。


“外婆你放心,我理解她的家庭和父母。我肯定要照顾她一辈子的。”他坐在外婆对面,气定神闲,仿佛已经跟我在这个城镇里度过大半生。


外婆笑了,向前伸出手,抓到男友的胳膊,顺着胳膊摸到手腕,手掌。


“手里有点力气。感觉还牢靠吧。”她后来单独跟我说。


又过了两年,一个冬天早晨,她单独打我的手机电话,叫我去家里吃小笼包。


“外婆得癌了,而且眼睛比你妈还瞎。老糊涂,没活路,再也帮不动你。考虑结婚吧。”隔着桌子坐,热腾腾的白雾那头,她吞口馅,说两句,哭起来。


“好了,好了,没什么好讲的,吃吧。”这些时候,外公也看不得她弱。


二零一三年,我去上海工作,他不去。我们渐渐疏远,离婚。


离婚后,一直瞒着。走之前去看外婆,她像忘记我结过婚,光顾着问工作。“上海有什么好?老板给签合同,给交社保?”


在上海,我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,长久坐着,忘记吃晚饭,有时候凌晨到家吃一些曲奇和水果,倒头就睡;或者打开冰箱,温一温早上剩下的豆浆或燕麦粥。后来,我吃一点油腻就胃疼,南瓜、燕麦、豆类、蔬菜吃进去才舒服。


大部分周六周日,我需要不定时加班。隔几个月空了,打电话给外婆,问她有没有想吃的东西,周末带给她。外婆想来想去,每次都是乔家栅的粽子、糕团。


我到的当天,她把小桃叫上,张罗一大桌午饭。


“吃盐水鸭了吗?蹄膀咸不咸?”她什么也看不见,侧着脸朝我问。


“她吃素了。”小桃从碗里掀走一大片蹄胖的皮,一边替我回答。


“怎么,减肥啊?那是要死人的。”她眉心一皱,眼神抖擞地一聚,像找亮光,迎接我的答话。我没响。隔了几秒,她的眼珠自顾自转了两圈,回到面前的饭碗。


“你胖,你瘦,我反正看不到了。老糊涂,再也不能管啦。”


到二零一七年春节,我包了两千元红包,吃饭时按到外婆手里,顺便说我要去加拿大一阵。她固定在靠背座椅上,一家人看着,她捏着鼓起的红包,用劲摩挲了半天,像是要把它捂热,然后,像刚睡醒一样,淡淡问,噢?公司安排吗?老板这么器重你吗?


张嘴喝鱼汤的时候,她像才反应过来,鱼汤刚含进去,就一扑腾,流着哭腔。


“外婆再也见不到你了,快完了,完了。当初可是我把你从婴儿房抱出来。”


暗哑失明的眼球后头滚出眼泪,胸口的大嘴猴围嘴一片披披挂挂,鱼汤和泪水搅在一起。


到了温哥华,我很久不敢问起外婆。


那个必然的答案,来了,我又能做什么呢?


04


挂掉小桃的电话,我回客厅窗台坐了一会。阳光刺眼的,把泪烘干了。心跳停止的那一刻,究竟是什么感觉?


“宝贝,你的包呢?他们刚打电话告诉我婚礼仪式九月一日。还剩三天。把你后面那扇窗子锁上,我们该走了。”


卢卡滚了一个拉杆箱,轰隆轰隆送到客厅的门边,仰头一空手里的半杯咖啡。


“我?就那一个袋子。”我指了指客厅中央一个旅行包。什么?只有七十二小时!才回过神,好像还少点东西。


“陪我去唐人街找件旗袍。”“旗袍”我用了中文,不知道英文怎么讲。


“什么鬼,到卡尔加里再找吧。”


四十八小时后,在卡尔加里唐人街,小桃发来外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的视频。几个花圈,扎出红白绿粉紫的团花。几个人在殡仪馆光赤的灰墙前站了一圈。


我辨认出外公,爸爸,小桃的父母,其他外婆的朋友。围着中间一口透明棺慢慢走。视频是小桃拍的,手机像素模糊了他们的表情,听不见声音,仅十秒钟。


关掉视频,白色条幅上的黑字“缅怀亲爱的玉凤”在眼前晃了又晃。


高纬度的城市,在夏季,阳光惨白,风很凉。


“宝贝,你不买气(旗)刨(袍)了?又在找什么东西。”卢卡看我握着手机,绕唐人街几条道一圈又一圈。


在太平商场,我找到一件旗袍。小立领。淡鹅黄色丝绸,领口顶上一圈细滚边用略深一点的明黄。手工绣花,花不多。水粉,黛蓝的细线,一层又一层严丝合缝。棉布领标,繁体字刺绣“香港精制服装”。


刷卡的时候,忽然眼泪啪嗒掉在VISA四个字母。


“最后一件你的尺寸,行大运噢。”售货员看也不看我,兴高采烈递出签字联。


我和外婆就这样断了。


从温哥华开车10小时,穿过这段洛基山,爬升1000米海拔,就到卡尔加里


05


卢卡和我去订餐,看酒店,回到家九点半多。


客厅很热,灯光调成焦糖色。


“嗨,你们好吗?”格温坐在沙发的暗处,从脖子到脚裹着白色的毯子,见到我们,把毯子掀开一点。


“妈妈!你不该七点上床吗?怎么还在这儿?”


“我的房子。我当然得在这儿。不过你们来了真好。我正巧坐不住。谁请给我一杯水。”


绿眼睛热忱地望向我们。正中一颗紧小纯黑的瞳仁,像夏天阳光里青光见底的游泳池底部,凑着黑色鱼群,不停跃动,引人投入食物。她站起身,毯子一角落下,蓝色睡衣的花边只盖住锁骨下面半个肿瘤。哪个顽皮的孩子,把一个圣诞彩球藏那里,却露了馅。


这一切让她的玩笑听起来有点难过。我转身跑进厨房,接出一杯水。


“送你到卧室好吗?”


“不。我能行。晚安啦。”


格温接过水,顺带抓到我的手,轻轻捏一下,无名指上滑动的钻戒压进我的手指,有点膈。


“明天你们大喜,希望是好天。你知道,一辈子总有好天气和坏天气。”


她嘴角拉出一丝笑意,躬着身子,一步一步挪向卧室。脚肿成发亮的两坨,光秃秃的,穿不上任何袜子。


二零一五年,和卢卡刚开始在上海认识谈恋爱,二零一七年七月,格温刚刚被确诊肺癌晚期,锁骨下面只是长出一颗平滑的鸽子蛋。“我简直不信那是癌。生气的人才会得癌,可我妈妈从来不生气。”卢卡也从来不生气。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是不愿意生气的。


我的头脑有时候昏昏沉沉的,常想着怎么赚到钱。开一瓶酒,吃一顿饭,买一件衣服,我马上感觉失去了很多。我开始生自己的气,心想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钱,再没出路,完了。“不觉得这样我们很没出息吗?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呐?”


他不理会,自己出门买菜,回来做了青咖喱土豆蘑菇意面,番茄藜麦沙拉,拿出剩下的巧克力蛋糕粉,烤出大份布朗尼。蛋糕还烫,先把粉色气泡酒倒进两支好看的杯子,打开DVD,放进黑泽明,塔可夫斯基。慢慢地,我放松下来。


他说,为什么要生气呢?生气是为了快乐吗?还是做些有意义的小事更快乐?如果花钱你都不快乐,赚钱你还能快乐吗?


有一天半夜,他突然推醒我。


“今天是二战结束纪念日。”


“什么?”


“没什么。我们该记得历史。那时,我爸爸在海军。”


刚入秋,空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我躺在他咯吱窝附近的手臂上,后脑勺有点潮腻。“就为这把我推醒?这跟咱们现在有关系吗?热死了。”我的手往脸上撸了一把。


黑暗里,卢卡自顾自往下讲:“那时,我妈妈还在农场。喂马,养鸡,种树,什么都做,后来自己申请了城里的大学,到石油公司做秘书,才认识爸爸。家里三个男孩子,几乎全她带,特别忙。”停了,只身前去摸索一万两千公里之外六七十年前的妈妈。


我叹口气,什么都讲不出来,瞪大了眼睛,后脑那股潮腻的河流正往脖颈上爬。


妈妈。


这个词对我来说,是好多人的合影。


是爸爸给我梳完辫子,让我坐上后车座,两条紫色缎带迎风飘扬;是外婆客厅的冰箱,满当当食物;是妈妈凑近摸我的脸,空空无望的眼神忽然亮起来;但这些都是碎片,直到我遇见卢卡。


用大玻璃杯调蜂蜜柚子茶的卢卡,当我满身酒气在地上唱歌大笑,他也大笑;兴冲冲打开DVD的卢卡,把美第奇,文艺复兴艺术史一点点解释给我听;一脸忧愁帮我画眉毛的卢卡,像实习外科医生第一次独立操刀,这样好,那样好,不,还是这样好;把小怪兽布偶藏进被子的卢卡,我打开被子吓得跳起来,他笑得眼睛睁不开,把鼻息深深嵌进我颈窝;用纯净水洗樱桃和草莓的卢卡,默默听我哭诉我们没未来,要分手,一边给我做生日蛋糕;在文化差异混战里迷茫的卢卡,和我聊着虚无主义,西方左派,红旗下的蛋,在共鸣之下紧紧拥抱,惊叹文化边界的弹性,又像孩子一样追逐嬉笑。


渴望信任的那种爱,是卢卡近乎完整地帮我发现了。


我和卢卡的婚礼


06


婚礼仪式当天的中午,阳光正好,我躲在院子阴凉处看公民婚礼的誓词手册。薄薄的蓝色小书,一股莎士比亚的味道,多读两遍才念得顺。


“妈妈问你是否方便帮她擦身。”卢卡的哥哥推门出来找我。


我到浴室。格温背对我,坐在老人专用的淋浴塑料椅。


“像浇花一样,稍微擦一擦。我不奢求更多啦。”


十分钟,身体刚着水。格温就想擦干离开。


好不容易并着腿,抓到门把手,直立,才能站稳在地垫上。格温身体纤瘦,但陨石一样沉甸甸,半点力气也没有。


我拿浴巾轻轻按掉她上身的水,小心避开胸口的肿瘤。


她自己朝那里看了一会儿,皮肤撑得透亮,缠绕在内的青紫色血管根根分明,一团无头绪的毛线。


“这东西好难看。哎。孩子,千万别变老。”


五点,太阳挂在院子里松柏树间。婚礼仪式员踩过草坪准时出现。


“所有人都到了吗?新郎妈妈在哪里?”


“露西在帮她化妆穿衣。”


一会儿,露西扶格温走上草坪。她穿了白色外套,黑色长裤,臃肿的双脚套在一双男士拖鞋里,迈一步都很费功夫,最后立定,慢慢屈膝,半蹲,半个人放上椅子,露西轻轻拽住她的肩膀,往椅背上放好。然后,其他人坐在她周围。


我看了格温一眼。淡粉色唇膏,两颊的肉几乎掉光了,但还够撑起一点笑意。耳垂上的钻石耳环有一星半点闪耀,那是从松柏间照过来的夕阳。


一条条读完婚礼誓言。卢卡把格温给他的一副项链围住我的脖子,抱着我。很久的吻。


“好了好了。别太过火。你们有的是时间。”婚礼仪式员大笑。


卢卡松开胳膊。我看到他的眼睛。冰绿色的游泳池涌出两行泪水,窜过颧骨。


卢卡父亲证婚,签字。所有人过来拿桌上的香槟。


格温坐在树底下,微笑望向我们。一杯香槟送到她手里。她伸手摸到我旗袍上的花和垂在胸前的头发。我们弯腰,凑近她灰白的脸颊。冰凉的嘴唇,气息从嘴边溜得太快了。“对不起。你们大日子,我简直起不来。”


婚礼后两天。周六。格温被送往康复中心。


头一天晚上,她不愿意睡觉,哭。“送我回家,你们这些人。我要报警。”


周日早上五点,卢卡的电话响起,床头柜上跳起屏幕刺亮的光。


“是的。好的。我们马上来。”电话挂下,房间黑了。


他转身一把抱紧我。声音轻软,像吹散的蒲公英。


“我妈走了。”


格温的葬礼


07


格温去世以后第三天,我得飞回温哥华处理自己签证的事。早上十点,卢卡送我到机场。“保重,我很快也会回温哥华。”他踩油门离开,我忽然松了口气。


国内海关出口处五六个人在等待。窗外天气好晴朗。过了关,通知飞机晚点。温哥华暴雨。手机屏幕跳出卢卡来电。


“宝贝。我刚见到妈妈。”有东西混在嗓子眼。他在哭。


“怎么样?”


一阵泣不成声。他在哪里?也许停车场。有汽车压过加速带。咕咚。又一声。咕咚。


“他们让她那么漂亮。还活着一样。”


咕咚。放着粉白、花朵、靠垫被褥的货架微颤着倒压下来,有点闷人的伤痛。


“不敢相信,火化了。”


长长的抽泣。好一会儿,剩嘶啦的风声。


我记得有天格温带我去看地下室。


“一九八五年,哈里斯和我在上海工作了一年,到处旅行,学中文,还收了这么多东西。”五六平米的地下室,墙角一口暗蓝色的铁皮箱,看起来很久没动过,表面没有灰尘。打开,大捆刺绣,画,瓷器,木器。格温探身,一件件取出来,放到鼻子下,又递给我。


“那时上海就是这味道。看这件刺绣,落款是一九九零年,大概中国朋友后来寄的。”


“小时候我最爱家里的农场,这些都是我用的工具。看,我五岁时候得到一本伊丽莎白公主讲故事。哎呀,大学时候买了那么多信纸、钢笔、墨水。”渐渐,她纤瘦的身体越走越深,埋进大堆来历深远的物品,像梦呓一样远去。


我到现在也不明白,为什么格温能够有那么多爱,愿意花费给那么多注定失去的时刻。


“很棒的一生。我应该高兴。”电话另一头,卢卡还在流泪,不过极其微弱,像微风扫过芦苇荡。抽纸巾的声音。一张。两张。三张。泪水带出清水鼻涕,用纸盖住鼻尖,轻轻旋一下放旁边,不往后看,悲伤就不见了。对不对?人生应该有勇气快乐,有能力忘记,有办法享受下去。


飞机在跑道上磨蹭好久,转了几圈后,猝不及防急速滑行,经过一阵轰鸣和颠簸,离地,像一个气球弹起,慢慢缩进云层。所有的事先留在卡尔加里吧,我想稍微忘记一下,假装此刻已经死去。如果有人记得我的有趣,和别人提起我的故事,希望那些丰饶、辛辣、险恶、纠缠的片段让他们一起笑出声,快活好久。


(文中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)



本文经由三明治短故事学院辅导下完成




原文第一版开头:


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夏天。卢卡终于决定八月最后一周带我回卡尔加里结婚。


动身前一天,我还是早醒,起身到厨房倒出大杯咖啡,转进客厅。

卢卡团在床上另一侧,呼吸均匀,毫无察觉。


两个月没下雨,早上七点,窗外的阳光已经快融化了。一群人穿着荧光绿的跑步服,悠哉地浮动。我把咖啡放在窗台上,从深褐色液体里看到群山,岩浆,海沟,搅合的秘密,像对着一副亚洲人的眼睛。


离家一万两千公里,从骨子里高兴。隔天看一遍微信朋友圈,广告公司加班加点,互联网融资上市,雾霾暴雨,北京上海,海岛,寿司,火锅。隔离了推特和脸书,那头的社交网络没有多元政治,战争动乱,各种人命关天的对赌,无外乎同一片车水马龙,吃喝拉撒,轻轻松松,像一场扑克游戏。


忽然跳出小桃的微信语音请求。我唯一的表妹。外婆说,你们是彼此的唯一,要姐妹情深。十岁以前,暑假在外婆家,晚饭为争两片卤牛肉,鼻青脸肿;半夜里,又挤上同一张单人折叠床,互相挠痒痒,聊天睡不着,扭开台灯,面对面盘腿做布娃娃;近几年,春节全家聚餐才见面,我问什么,她答什么;她不太和我一起坐,而是靠在父母一侧,面前放满高高的一杯椰子汁;刘海,鬓发,黑框眼镜,深深低向垒起的餐盘,不断举起手机给母亲看活络着的微信朋友圈。猜猜她都发些什么:城镇交通拥挤挡了厂车的路;逛新商场,吃到网红冰淇淋;买白银涨了,从天猫购物节买咖啡机庆贺;用一款热门手机软件读卡耐基,每天打卡。


导师龚晗倩的点评:


你的文字很轻盈,读起来很舒服,不过有一点点跳跃,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稍微缺了一点点,有一点不连贯,阅读起来会不那么顺畅,但总体来说你的文字很好,灵动自然。


开头部分写得很好看,信息也非常丰富,让读者看到了故事发生的场景、时间、还有周围环境和一万公里外的环境。最后也设置了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的兴趣点。


不过在开头部分的结构编排上,还是可以更紧凑、更连贯一些。


修改后的开头:


离上海一万两千公里,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夏天。


两个月没下雨。早上七点,阳光都融化了,一群人穿着荧光绿的跑步衣服,从楼下浮过去。


咖啡在窗台上隔搁了一会儿,还有点烫。


再试一口,液体划了个斜坡,沉淀露出来,杯底一片崇山峻岭。


包都已收拾好,还可以发一会儿呆。听到卢卡进了卫生间,我得再帮他温一壶咖啡。


咖啡机噗噗作响,手机上跳起表妹小桃的微信语音请求。


外婆那边不可能有人知道我马上结婚。(这里突然出现外婆,但是没有介绍外婆和表妹的关系,会有点突兀,可以将第一次写的开头插进去,介绍你和小桃、外婆的关系。)


那么,她还是没拖太久。


“外婆没了。”电话接通后,先出来声音。信号不好。


“什么时候?”心里一扇门“砰”地关住,疼得眼泪直冒。


图像出来。小桃像是手抖,握不住电话,虚白的脸晃了又晃。眼睛看前方,不看我,像小学生第一次上台演讲,胆颤的,忍着,朝前方莫须有的一片空白吐出一串字。


“今天下午三点四十。本来要出院。还说回家吃小笼包。衣服穿好,刚摸到走廊里坐下,她往地下一滑,扶到床上,心电图没了。”


小桃泪汪汪的,眼睛泡得老大,手里团着一球纸巾,在眼皮周围卷来卷去。


“那现在怎么说?”咖啡机“嘀嘀嘀”好久,我去关掉,厨房找不出一张纸巾,下巴奇痒,我用手背蹭一蹭。


“八月三十一日追悼会。”后面该问“你什么时候到”了吧。


还是那团纸巾,往嘴角按了一下,把后半句抹了,沉默里淌下一串奇痒的泪。


“我还在温哥华。最近。回不来。”


我离职,改行,结婚,离婚。城镇,上海,海外。近十年,我远远离开外婆。她也终于习惯不问,以后也问不到了。


导师龚晗倩的点评:


读完你的故事,感觉更像是一个剧本,基本上以场景为主,场景的切换,时空的变化,让人眼花缭乱。不过如果作为一个故事的话,还是要有一些叙述和你的感受在里面的。现在你的故事里面,缺少一些你对事件的叙述,也缺少一些你的感受,感觉你刻意将自己抽离了,并且抽离得特别干净。在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,如果过分抽离,往往是掩盖了一些情感,和读者之间仿佛隔了一层。所以,我会建议你将自己的感受加进去。


另外,开头部分有些细节还是可以保留,比如以下这部分写得很好,建议保留。


我们只有在春节全家聚餐才见面,我问什么,她答什么;她不太和我一起坐,而是靠在父母一侧,面前放满高高的一杯椰子汁;刘海,鬓发,黑框眼镜,深深低向垒起的餐盘,不断举起手机给母亲看活络着的微信朋友圈。猜猜她都发些什么:城镇交通拥挤挡了厂车的路;逛新商场,吃到网红冰淇淋;买白银涨了,从天猫购物节买咖啡机庆贺;用一款热门手机软件读卡耐基,每天打卡。


外婆说,你们是彼此的唯一,要姐妹情深。


我从中国飞往加拿大的前一晚,期待和小桃说些什么。


“我明天走了。”

“哦,给外婆报备一下。”


外婆是权力中心。我们之间的联系,剩了这一点对权力的共识。


现在呢?这通语音又想传递什么样的共识?


我接通电话。她的脸摇摇晃晃,眼睛不看镜头,看前方,像从某个屏幕上读出台词,声音带着哭腔,外婆没了。三十三年前,一定有个机关设置在这一刻,把一扇门“砰”地关住。那响声让我流下泪来。


最后,你的文字很飘逸,很轻灵,如果一定要说不足的话,那还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连贯性不够,在衔接上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做得更严丝合缝。但无论怎样,你都完成了一个好故事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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